乐竞体育- 乐竞体育官方网站- APP米价一年暴涨98%日本“米荒”折射了什么问题？
2025-06-30 17: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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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农业模式被很多人当做中国农业的学习样板，然而此次大米危机却让这些地区长期以来的农业问题暴露在大众眼前。20世纪中期以来，尽管东亚地区始终存在着巨大差异和尖锐对立，但除了朝鲜之外的四个经济体，即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表现出一些高度趋同的特征，例如都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主要是美国导向）；都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实现或接近实现了城市化；都变成了消费社会；都在食物和能源方面高度依赖外部世界。
在这样的格局中，“保大米”是三地的共同策略，但是大米的产量也在下降。日本的大米产量在1960年代后期超过1300万吨，近年来不足800万吨，占谷物产量的比重自70年代中期以来都在70%左右。韩国的大米产量高峰时期为600万吨，近年在390万吨前后，占谷物产量的比重在70年代中期是50%左右，1994年以来大都超过70%。中国台湾地区的大米产量高峰期超过270万吨，近5年在130万吨前后；1975年之前占粮食产量的40%左右，近20年来占到了75%左右。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于1954年颁布《学校给食法》，开始向中小学生提供包含面包、奶粉和肉类的免费午餐，而由美国提供资金援助的“流动厨房”(Kinch Car)则在全日本巡回宣传，这直接促进了日本食物消费的“现代化”——也即以面包、牛奶和奶制品、肉类的大量摄取为特征的欧美化。农业经济学家晖峻众三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胃口与美国的农业政策挂钩的起点，也是其粮食增产和自立政策后退的开始[6]。而在韩国和中国台湾，饮食生活的类似转型大致在70年代完成。
如果说“扩大选择”主要集中在园艺作物和养殖业的扩张——关于后者，日本早在50年代后期已开始推进，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在6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那么必然意味着粮食生产的收缩。而粮食生产又集中于作为主食的大米，至于养殖业所需要的谷物饲料如玉米、大豆，以及小麦等，尽管在新的消费模式下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其国内和岛内的种植几乎被完全放弃，转而完全依赖于国外，尤其依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美国。
当然，三个政治体的农民组织和农林族议员都曾对农产品市场的开放进行了执着的抵抗，其中韩国农民以割腕、等极端形式表达抗议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但即便如此，在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农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已成定局，中国台湾在1995年开始了粮食战略的调整，也即由“粮食自主”转变为“供需平衡”，实质上是要通过进口来确保粮食供应。而日韩两国的大米市场，也从原来的禁止进口转向通过关税措施和进口指标进行调控[11]。
当然，对“东亚奇迹”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成功，也不应只是聚焦于东京、大阪、首尔、台北等巨型城市的高度繁荣。与工业品的大量出口并行的粮食大量进口，与巨型城市的过密化形成对照的农村地区的过疏化，以及与农村的凋敝相伴的粮食和人口再生产的困境，也属于它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以文明层面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一种畸形的结构和悖论，既显示了其强劲的一面，也呈现明显的脆弱性。这两种对立属性的并存，可以看作“东亚模式”或“东亚资本主义”的特征。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导致这种悖论的，是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逻辑而造成的产业分工、国际分工理论和实践的彻底化，其总体性取向是重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轻视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其总体性后果是产业和人口的高度集中：在日本是向三大都市圈（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的集中，尤其是向东京的“一极集中”；在韩国是向首尔和釜山两大都市圈的集中，尤其是向“汉城（首尔）共和国”的过度集中；在中国台湾则表现为向“大台北”的集中。当然，高度集中的动力不只是市场的驱动，还包括政府的拉动。后者以韩国的“工业优先，大企业优先，大城市优先”[12]的发展战略最具代表性。
应该承认，由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体量不大（人口总计不到2亿人），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加速的影响，它畸形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导致的农业和农村领域诸问题，尚没有遭遇根本威胁，如果农村的日渐衰落算不上根本威胁的话。这主要是由于它们可以凭借较强的购买力从海外大量进口粮食、同时也进口农业劳动力（“农业研修生”）和“新娘”[13]而迟滞了问题的爆发所致。因此，其关于粮食安全的担忧尚未变成现实威胁，其农村的衰退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缓。比如，由于外籍新娘的嫁入，三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不少“国际化”的村庄，其中韩国农村2003～2007年登记结婚的男性中，迎娶外国新娘的比例从19%增加到40%[14]。这种状况显然为那些暮气沉沉的乡村增添了少许活力。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做法固然符合经济的逻辑，但同时也意味着将其内部畸形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后果向外部转嫁。从生态学的角度站在区域之外来观照，这种转嫁具有明显的对外扩张性：它无视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凭藉“购买力”和“市场化”的手段，大量购买和消费区域之外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女性。这种扩张缓和了国内或岛内的农业和农村问题，却侵蚀了区域之外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以日本为例，其每年进口的大量农产品相当于占用了1200万公顷的外国土地、消耗了640亿立方米的外国水资源[15]，前者相当于其国内农地面积的2.5倍，后者则超过了中国的黄河的年均径流量。
支撑中国消费革命的力量和机制是什么呢？通常认为它是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后的自然产物，也即自发进行的。这并不全面。现代消费模式是现代资本主义食物体系的一部分并为其所塑造。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转型背后的国际政治和面对欧美而生的“体质改进”方面的文化影响相比，驱动中国大陆转型的力量更加复杂：从鼓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到“喝牛奶”代表的营养学话语，进而使那些有机会公款吃喝、“大吃大喝”者的引领，都似乎能让人感受到某些中国特色。
再来看大豆。大豆的面积虽然不断波动，但最高的年份也就是1亿4000多万亩，最低的年份也不少于1亿亩。从大的格局来看，三四千万亩的波动幅度不能说太大。它的产量也有波动，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相差500万吨。与进口量相比，这样的波动幅度对整个消费的影响也不算太大。产量和进口量相加，就是整体的供给量（出口量可以忽略不计）或消费量。大豆的消费量最近几年都超过1亿吨，2017年进口9500多万吨，国内产量是1500多万吨，消费量超过1.1亿吨。
张玉林：单就提高土地产出率是否意味着土地必须流转，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从世界各地的调查结论来看，小规模农户的土地产出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劳动生产率会比较低。这里存在着一对矛盾，涉及到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现代经济的评价标准不同。说到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它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如果快速地推进，可能会带来很大问题。因为它的前提是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能转移出去，有比较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否则，强制地转移出去，那么多人怎么就业？收入来源怎么办？一定要记住，农业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提供就业的产业。
[13]“国际婚姻”一般并不等同于“贸易”，但日本、韩国和台湾农村的国际婚姻实际上是中间商人、地方政府组织的“集体相亲”活动的结果，带有明显的买卖性质，是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地区间关系的表现。参照夏晓娟：《资本国际化下的国际婚姻——以台湾的“外籍新娘”现象为例》，《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三十九期，2000年9月;以及《国际先驱导报》2005.6.27，《北京晚报》2007.2.25，《世界新闻报》2010.8.27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