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竞体育- 乐竞体育官方网站- APP文史天地｜延安时期以大生产运动突破困局

2026-01-09 22: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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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日寇的经济封锁和的打压摩擦使边区财政收入锐减。1938年以后，日寇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1940年前，“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存在一个很大弱点，就是依赖外援”（李《回忆与研究》）。“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全面抗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政府按照协议拨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外援”收入在当时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极大，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但自1940年10月起，政府就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同时还中断陕甘宁边区的邮路，使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等无法资助边区。“外援”绝大部分断绝，致使边区原先的财政收入模式中断，对本就捉襟见肘的边区经济不啻于釜底抽薪。

　　再者，边区税赋无法承受各项开销，边区经济陷入困境。早期边区财政因有“外援”收入，所以开始对百姓征收的税赋并不高。以征收公粮为主，“1937年征收公粮一万四千石（一石为三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点八，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很轻的”“1940年十万石，1941年激增至二十万石”，也就是说，边区政府1941年征收的公粮“已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点八，比1937年……增加了十多倍”。（李《回忆与研究》）显然，包括公粮征收等税赋的增加，都是在边区脱产的工作人员增加、边区“外援”收入断绝等情形下，为保障抗战时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基本运转，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边区百姓的负担加重，当时党内外反响强烈，党中央极其关注，派人调查并证实了情况。

　　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抗战时期，自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国内外友好人士对陕甘宁的资助也日渐困难，边区财政日渐紧蹙。党中央发现这个苗头后，在1939年1月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讲话时就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百姓，以及部队、机关、学校的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实际上，按照的说法，自1938年开始，“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当时只是令一部分军队业余做一些种菜、养猪、打柴等生产活动，目的是改善战士们的生活，还远未上升到借以解决一般的财政供给的高度。

　　在这次生产动员大会上，边区总生产委员会提出的1939年生产运动的具体目标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如纺纱织布等，整理和发展群众合作事业，并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还设定了指标：全边区实现粮食增产20%，机关、部队、学校生产任务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包括保安部队）生产粮食一万五千石，军事系统（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及所属学校）生产粮食二万五千石，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央所属学校）生产粮食一千石，同时，所有机关部队学校大量种菜，实现自给自足，适当减少菜金，节省财政开支。大生产运动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严密的组织性和规划性。

　　边区政府出台了相应措施，包括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统一负责盐的产运销工作，留守部队实行自给；三五九旅由王震负责实行“屯田政策”，生产自给，拨给生产资金40万元——这两个重要部署一下子就解决了占陕甘宁脱产人口绝大多数的部队的开支问题。1941年春，朱德亲自去南泥湾查看，并且决定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实行屯田。三五九旅的指战员随后开赴南泥湾开荒种地，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个战士、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都参加生产劳动，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李《回忆与研究》），打造出了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和赫赫有名的“南泥湾精神”。三五九旅第一年开荒一万一千多亩，第二年开荒两万六千多亩，第三年种地十万亩，不但部队做到了完全自给，另外交了一万石公粮，受到了等党人的表扬。在南泥湾的影响带动下，边区部队基本上都采取了屯田政策，成绩斐然。

　　领导人率先垂范，将大生产运动推向高潮。1939年2月的党中央生产动员大会之后，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迅速开展起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总生产委员会，各学校、机关、单位也相继成立了生产委员会，逐级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开始了全民齐动手的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当时在边区的、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人都身先士卒参加生产运动，在自己居住的窑洞附近，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蔬菜，亲自播种、施肥、除草、浇水、摘菜，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为他代耕。在的示范带动下，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各级领导干部更是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并且都有公开的生产计划，接受群众的监督。

　　从整个过程来看，大生产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周密的顶层设计，各项工作开展既有重点，也有统筹兼顾，稳步推进。中国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也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时期。当年5月1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九条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明确提出了1941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开荒任务和粮食产量目标，以及相应的措施，可见在民族生死存亡、战火弥漫之际，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生产运动的重视程度和规划性。

　　多次在各种场合和报告、信件中对边区生产运动和财经工作作出指示。如1941年8月6日，写给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信中第一段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他又提出了解决当时经济困境的观点，“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接着又条分缕析地算经济账——这是大生产运动期间，亲自为边区谋划经济的重要文献。此后，又多次写信给林伯渠、谢觉哉等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商讨经济和生产工作，从宏观层面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指明了方向。

　　截至1939年8月底，陕甘宁“全边区共开荒一百零五万五千八百三十四亩”，开荒总数达到原定计划六十万亩的175.97%，开局喜人。1939年秋后，生产运动的成效初步体现，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不仅实现了蔬菜自给、肉食自给，还为战士每人增发一套单衣，又发了毛衣、毛袜、毛鞋等用品。1939年生产运动的丰厚收获，改善了陕甘宁边区的生活水平，使大家尝到了“自己动手”的甜头，激发了开展生产运动的劲头，客观上缓解了边区财政危机，摆脱了部分经济困境。

　　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隆重举办了旨在表明边区人民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丰衣足食”号召的生产展览会，暨劳动英雄大会。来自农业、工业、部队、机关等各部门单位的185名劳动英雄和近3万名群众出席了大会，展览会共展出展品6596件和反映生产过程的图表、照片1987张。朱德、林伯渠等领导人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评选出特等劳动英雄25名、甲等劳动英雄34名、乙等劳动英雄8名，分别给以3万元、2万元、1万元的奖励。这次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

　　在党中央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根据地也都响应号召，开展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在战场上作战的八路军也有许多在战斗间隙中从事生产的”（《彭德怀传》编写组著《彭德怀传》），新四军在艰苦作战中“采‘寓兵于农’之旨，从事生产，力求自给自足”〔陈毅：《新四军在华中》（1943年7月5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6辑（1943年），第202页〕。

　　1942年12月，在总结陕甘宁边区经济的重要文件《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所有延安及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不但供给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切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公营经济的基础，使我们能够依据这个基础继续发展生产，解决今后的问题”。亲身经历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李有评价：“我们党抓住了生产运动，达到了‘丰衣足食’，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李《回忆与研究》）